"文革"期间，张春桥曾在上海收罗和驱使反革命别动队——"游雪涛小组"。这个当时在上海鼎鼎有名、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，专事跟踪、绑架、抄家、监禁、秘密审讯和搜集情报等活动，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3月，共搜集、编造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，绘制了"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"，提供了100多万字的情报，诬陷和迫害干部达800多人，许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，更有多人被迫害致死。
游雪涛，江苏无锡之籍贯，1935年降临人世。彼时正值“文革”年代，他年仅31岁。在此之前，他曾是上海《青年报》文艺组的重要成员，担任副组长一职。
"文革"爆发之际，游雪涛在《青年报》社亦组建了一支造反派组织。然而，与那些投身造反运动、矛头直指"走资派"及《青年报》上级团市委的众人不同，游雪涛的造反目标并非指向这些，而是暗中挑选了一些同样对特殊活动抱有热情的年轻伙伴，成立了名为"扫雷纵队"的地下组织。该组织的总部便设在游雪涛的家中，从此他开启了一段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。"扫雷纵队"声称其核心使命在于清除潜伏于"无产阶级司令部"底下的种种"地雷"。
起初，游雪涛所率领的“扫雷纵队”并未引起张春桥的特别关注。然而，短短一周之后，他们凭借向张春桥暗中举报有关人员策划“炮轰”张春桥的事件，迅速赢得了张春桥的青睐。
1967年1月15日，上海街头赫然出现“炮打张春桥”的醒目标语。游雪涛即刻召集“扫雷纵队”的成员，布置任务道：“此乃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，务必查明其来龙去脉。”他派遣人员深入各个造反组织，搜集多方情报，并于1月27日向张春桥汇报。紧接着，1967年1月30日，游雪涛再次向张春桥提交第二份情报，暗中揭露复旦大学、上海市电影局以及团市委内部部分人士所参与的“炮打”行动。
事实上，张春桥在审阅游雪涛呈上的首份《扫雷简报》之际，便对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认定游雪涛的策略对于其在上海稳固地位，并进而影响全国的计划大有裨益。鉴于当时上海公检法系统一片混乱，无人能为他提供关于“文革”运动深层全面动态的及时信息，张春桥深感迫切需要一支高效的信息搜集队伍。于是，他立即派人秘密调查游雪涛等人的背景，发现他们大多出身普通，背景单纯，且属于造反派，遂决定启用游雪涛。当然，张春桥也特别叮嘱徐景贤提醒游雪涛，行事务必小心谨慎，因为一旦投身于对他人进行特务活动，也可能招致对方针对自己的特务行动。
1967年三月，张春桥对徐景贤表示：“必须肯定他们在前期所付出的努力。例如，上海音乐学院‘红革会’以及外地学生发起的‘炮打’行动，我便是从《扫雷简报》中得知的。”3月29日，张春桥通过徐景贤转达给游雪涛的信息中提到：“近期，你们确实做了大量工作，表现优秀，对领导层起到了积极的影响。”同年五月，张春桥再度对“扫雷纵队”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，称赞道：“游雪涛的表现堪称出色，他不仅做了许多事情，从一月革命以来至今，始终把握了正确的方向。”此外，他还特别赞誉游雪涛为“我们团队的福尔摩斯”。
在张春桥的暗中赞誉下，游雪涛感到受宠若惊，遂决意放手一搏。自此，"扫雷纵队"沦为张春桥直接掌控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，犯下了不计其数的罪行。
张春桥深知“扫雷纵队”从事的是间谍活动，一旦此事败露，对他个人而言将带来极大的不利。因此，在1967年3月29日，他通过徐景贤向游雪涛传达了信息：“你们的行为颇似情报机构，实则执行的是内务部的事务……若敌人得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一旦传出‘张春桥在上海秘密组建了特务组织’的消息，那将引发严重的后果。”
他指示游雪涛对“扫雷纵队”进行形象重塑，撤销该名称，并言道：“自此往后，不再存在任何组织。即便有些情况仍需上报，亦能发挥耳目之效，然而，这已不再是作为组织的行动。若有人企图抓取把柄，也将无迹可寻。”
按照张春桥的指令，游雪涛于1967年4月宣布解散了“扫雷纵队”。紧接着，4月20日，张春桥命徐景贤将游雪涛调至“市革会”群运组担任副组长，借此合法身份为特务活动提供掩护。
1967年8月，遵照张春桥的指示，游雪涛以“扫雷纵队”为骨干，于上海市永福路244号组建了“游雪涛小组”。游雪涛精心挑选成员，逐步扩大其组织规模。小组规模最大时，成员人数达到了35名。这些成员来自各行各业，包括歌剧演员、报刊编辑，以及医生、大学生等。此外，小组还配备了打字员和司机，拥有四辆汽车、四支手枪、一颗美制手雷以及三台微型录音机。
位于永福路244号的花园洋房，围墙高耸，庭院幽深，曾是游雪涛等人秘密活动的场所。平日里，铁门紧闭，只有通过特定的暗号才能进出，否则无人能入。屋内还配备了保密电话，特别设有直通张春桥的“热线”。此外，他们还采用了各种化名、联络暗号，并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。在市区及江苏省太仓县，他们还设立了13处用于秘密关押“犯人”的地点。在小组内部，他们制定了一套强化法西斯特务组织纪律的措施，如“对小组内情严格保密，不得向任何人透露，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”。“泄露244号机密，将遭受极刑”。游雪涛的小组名义上属于“市革会”办公室，实则直接服从于张春桥的指挥。张春桥时常将游雪涛召至兴国路招待所进行密谈，亲自指导其行动。
在1967年的下半年，张春桥密令“游雪涛小组”深入调查华东局机关的运动动态。游雪涛即刻派遣三名组员，借助广泛的人脉，成功潜入华东局机关内部。经过一番周折，游雪涛掌握了“关键情报”：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对张春桥的过往历史了如指掌！
"务必封紧刘瑞龙的言路！"张春桥下达了严令。
遵照张春桥的密令，游雪涛的小组积极开展行动。11月2日，刘瑞龙的诸多“罪状”被详细记录在《关于刘瑞龙初步审查情况汇报》中。
张春桥在材料上亲笔“批示”道：“刘瑞龙实为大奸大恶之徒，华东局机关的造反派不可坐视不理此人。务必集结力量，坚决将其批倒批臭，并彻底查明其问题。”自此，刘瑞龙屡遭无情殴打与无情批斗。
游雪涛及其同伙精心炮制了一张《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》，图上由游雪涛亲笔题字并附上详细图案，直接呈递给了张春桥。图中将中央领导置于上方，市委则位于下方，其目的在于诽谤华东局的核心领导以及105名局、处级干部。图上对每一位干部逐一冠以“叛徒”、“走资派”、“托派”、“反革命”、“阶级异己分子”等污名，为“四人帮”阴谋倾覆众多领导干部提供了所谓的“弹药”。
历经“二月逆流”的风波，张春桥对那位拍案怒斥自己的叶帅心怀深仇。1968年3月底，游雪涛敏锐地捕捉到了风声，向张春桥暗中透露：钢琴大师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正身处上海。刘家与叶帅亲家关系密切。显而易见，刘啸东身上可能存在诬陷、攻击叶帅的线索。
迅速，一份关于刘啸东的资料呈递至张春桥案头。览毕，张春桥下令：“即刻拘留刘啸东。”4月3日，刘啸东随即被实施拘留，游雪涛亲自对其进行审讯，企图拼凑出诬陷叶剑英元帅的材料，然而终未能如愿。不久之后，叶剑英元帅陪同外宾莅临上海，竟意外地成为了游雪涛小组窃听、监视、跟踪的对象。在那几日里，简报接连不断地送至张春桥手中。
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，张春桥领导下的“游雪涛小组”肆无忌惮地将其势力渗透至各个领域，采取盯梢、美人计、潜入窃密、绑架抄家、秘密拘押、刑讯逼供等一系列法西斯手段，搜集情报，诬陷并迫害众多干部和民众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他们所制造的冤案高达26起，涉及干部和民众共计816人，其中183人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，5人被迫害致死，众多人致伤致残。
在张春桥的撑腰下，游雪涛愈发胆大妄为，野心与日俱增，胃口也随之膨胀。最终，他的触角伸向了军队，对南京军区、上海警备区和空军第四军展开了特务行动。
然而，游雪涛此次遭遇了一位强劲的对手——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。王维国凭借与林总的深厚关系，不仅对游雪涛不予认可，更对其展开了一系列反特工、反侦察行动。他搜集了游雪涛从事特工活动的诸多证据，意图上报中央军委，此举令张春桥倍感惊慌。张春桥意识到，若王维国等人向中央举报，指控他张春桥在暗中操纵特务组织，那将是一场灾难性的后果。
此外，“游雪涛小组”成员分散于诸多单位，平日里鲜少露面，行踪神秘，四处搜集各类情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举动难免引发相关单位的猜疑。这些信息逐渐传入张春桥等人耳中，他们察觉到游雪涛等人行事高调，已显露出明显的破绽。
更为严重的是，"游雪涛小组"遵照张春桥的指示，频繁搜集王洪文及其同伙的情报，并向张春桥汇报。王洪文得知此事后，深感不悦。有一次，王洪文向张春桥表达了这一不满，并恳请张春桥尽快解散"游雪涛小组"。与此同时，徐景贤也认为，若游雪涛等人继续如此嚣张行事，不仅对张春桥及其追随者不利，而且有意推动张春桥取消该小组。
尽管张春桥对游雪涛等人的忠心耿耿抱有“特殊情感”，然而，他亦不得不在1968年9月发布命令，解散“游雪涛小组”，并令全体成员撤离至永福路244号。
"游雪涛小组"接到"停止活动"的指令后，游雪涛心中满腔不忿，深感"兔死狗烹"的悲凉。两个月时光流逝，游雪涛致信张春桥，附上一份《一年工作总结》，在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春桥的讨好之意，同时也不忘邀功请赏："过往一年，对他而言，无疑是'最幸福的岁月'，领导的关怀时刻都能感同身受。"
张春桥审阅完毕，挥笔批示：“已阅，感谢各位同仁。”接着，他安排游雪涛进入“市革会”专案办公室，担任领导职务。不久后，张春桥再次会见游雪涛，表达关心，并询问：“你那些同事现在还频繁联系吗？你对当前的局势有何看法？社会上有哪些新动向？”指示游雪涛继续进行情报搜集。于是，在小组解散后，得益于张春桥的支持和鼓动，游雪涛等人依然从事各类特务活动，直至1972年遭到隔离和审查。
自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爆发以来，民众陆续揭露游雪涛等人的间谍行为，并强烈呼吁对其进行严肃的审查与处理。王洪文及其亲信亦频繁催促张春桥对游雪涛等人实施“隔离审查”。
张春桥深思熟虑，最终决议对游雪涛等人展开审查。然而，他忧虑审讯之急可能驱使游雪涛等人胡言乱语，反而对自己不利，因此，他采纳了一种名为“审查”实则“庇护”的策略。
得知消息后，游雪涛怒不可遏，屡次致信张春桥寻求支援。张春桥一面装作镇定，对游雪涛安抚道：“何须如此动怒”，“无需心急如焚”；一面则指派徐景贤等人对游雪涛及其同党实施所谓的“保护”措施，以阻止民众追溯“游雪涛小组”的问题至张春桥本人。
对游雪涛“不宜指摘任何问题，应保持平和态度，讲明道理，让他感受到这并非是对他的打击，而是为了帮助他澄清问题。众需自觉”。末尾的“众需自觉”一句，意味深长，引人遐思。
经过多年的审查，四人帮集团依旧拖延结案，导致游雪涛等人得以长期逍遥于法网之外。正当他们企图为游雪涛等人开脱罪责之时，四人帮终被彻底摧毁。
自“四人帮”被彻底粉碎之际，1977年4月29日，游雪涛等涉案人员被正式宣布逮捕。游雪涛因犯下阴谋颠覆政府、诬告陷害及非法拘禁等多项罪行，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剥夺其政治权利三年。其余成员亦依其罪行轻重，受到了相应的惩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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