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文革"期间,张春桥曾在上海收罗和驱使反革命别动队——"游雪涛小组"。这个当时在上海鼎鼎有名、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组织,专事跟踪、绑架、抄家、监禁、秘密审讯和搜集情报等活动,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3月,共搜集、编造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,绘制了"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",提供了100多万字的情报,诬陷和迫害干部达800多人,许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,更有多人被迫害致死。
游雪涛,江苏无锡之籍贯,1935年降临人世。彼时正值“文革”年代,他年仅31岁。在此之前,他曾是上海《青年报》文艺组的重要成员,担任副组长一职。
"文革"爆发之际,游雪涛在《青年报》社亦组建了一支造反派组织。然而,与那些投身造反运动、矛头直指"走资派"及《青年报》上级团市委的众人不同,游雪涛的造反目标并非指向这些,而是暗中挑选了一些同样对特殊活动抱有热情的年轻伙伴,成立了名为"扫雷纵队"的地下组织。该组织的总部便设在游雪涛的家中,从此他开启了一段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。"扫雷纵队"声称其核心使命在于清除潜伏于"无产阶级司令部"底下的种种"地雷"。
起初,游雪涛所率领的“扫雷纵队”并未引起张春桥的特别关注。然而,短短一周之后,他们凭借向张春桥暗中举报有关人员策划“炮轰”张春桥的事件,迅速赢得了张春桥的青睐。
1967年1月15日,上海街头赫然出现“炮打张春桥”的醒目标语。游雪涛即刻召集“扫雷纵队”的成员,布置任务道:“此乃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,务必查明其来龙去脉。”他派遣人员深入各个造反组织,搜集多方情报,并于1月27日向张春桥汇报。紧接着,1967年1月30日,游雪涛再次向张春桥提交第二份情报,暗中揭露复旦大学、上海市电影局以及团市委内部部分人士所参与的“炮打”行动。
事实上,张春桥在审阅游雪涛呈上的首份《扫雷简报》之际,便对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认定游雪涛的策略对于其在上海稳固地位,并进而影响全国的计划大有裨益。鉴于当时上海公检法系统一片混乱,无人能为他提供关于“文革”运动深层全面动态的及时信息,张春桥深感迫切需要一支高效的信息搜集队伍。于是,他立即派人秘密调查游雪涛等人的背景,发现他们大多出身普通,背景单纯,且属于造反派,遂决定启用游雪涛。当然,张春桥也特别叮嘱徐景贤提醒游雪涛,行事务必小心谨慎,因为一旦投身于对他人进行特务活动,也可能招致对方针对自己的特务行动。
1967年三月,张春桥对徐景贤表示:“必须肯定他们在前期所付出的努力。例如,上海音乐学院‘红革会’以及外地学生发起的‘炮打’行动,我便是从《扫雷简报》中得知的。”3月29日,张春桥通过徐景贤转达给游雪涛的信息中提到:“近期,你们确实做了大量工作,表现优秀,对领导层起到了积极的影响。”同年五月,张春桥再度对“扫雷纵队”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,称赞道:“游雪涛的表现堪称出色,他不仅做了许多事情,从一月革命以来至今,始终把握了正确的方向。”此外,他还特别赞誉游雪涛为“我们团队的福尔摩斯”。
在张春桥的暗中赞誉下,游雪涛感到受宠若惊,遂决意放手一搏。自此,"扫雷纵队"沦为张春桥直接掌控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,犯下了不计其数的罪行。
张春桥深知“扫雷纵队”从事的是间谍活动,一旦此事败露,对他个人而言将带来极大的不利。因此,在1967年3月29日,他通过徐景贤向游雪涛传达了信息:“你们的行为颇似情报机构,实则执行的是内务部的事务……若敌人得逞,后果不堪设想。一旦传出‘张春桥在上海秘密组建了特务组织’的消息,那将引发严重的后果。”
他指示游雪涛对“扫雷纵队”进行形象重塑,撤销该名称,并言道:“自此往后,不再存在任何组织。即便有些情况仍需上报,亦能发挥耳目之效,然而,这已不再是作为组织的行动。若有人企图抓取把柄,也将无迹可寻。”
按照张春桥的指令,游雪涛于1967年4月宣布解散了“扫雷纵队”。紧接着,4月20日,张春桥命徐景贤将游雪涛调至“市革会”群运组担任副组长,借此合法身份为特务活动提供掩护。
1967年8月,遵照张春桥的指示,游雪涛以“扫雷纵队”为骨干,于上海市永福路244号组建了“游雪涛小组”。游雪涛精心挑选成员,逐步扩大其组织规模。小组规模最大时,成员人数达到了35名。这些成员来自各行各业,包括歌剧演员、报刊编辑,以及医生、大学生等。此外,小组还配备了打字员和司机,拥有四辆汽车、四支手枪、一颗美制手雷以及三台微型录音机。
位于永福路244号的花园洋房,围墙高耸,庭院幽深,曾是游雪涛等人秘密活动的场所。平日里,铁门紧闭,只有通过特定的暗号才能进出,否则无人能入。屋内还配备了保密电话,特别设有直通张春桥的“热线”。此外,他们还采用了各种化名、联络暗号,并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。在市区及江苏省太仓县,他们还设立了13处用于秘密关押“犯人”的地点。在小组内部,他们制定了一套强化法西斯特务组织纪律的措施,如“对小组内情严格保密,不得向任何人透露,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”。“泄露244号机密,将遭受极刑”。游雪涛的小组名义上属于“市革会”办公室,实则直接服从于张春桥的指挥。张春桥时常将游雪涛召至兴国路招待所进行密谈,亲自指导其行动。
在1967年的下半年,张春桥密令“游雪涛小组”深入调查华东局机关的运动动态。游雪涛即刻派遣三名组员,借助广泛的人脉,成功潜入华东局机关内部。经过一番周折,游雪涛掌握了“关键情报”: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对张春桥的过往历史了如指掌!
"务必封紧刘瑞龙的言路!"张春桥下达了严令。
遵照张春桥的密令,游雪涛的小组积极开展行动。11月2日,刘瑞龙的诸多“罪状”被详细记录在《关于刘瑞龙初步审查情况汇报》中。
张春桥在材料上亲笔“批示”道:“刘瑞龙实为大奸大恶之徒,华东局机关的造反派不可坐视不理此人。务必集结力量,坚决将其批倒批臭,并彻底查明其问题。”自此,刘瑞龙屡遭无情殴打与无情批斗。
游雪涛及其同伙精心炮制了一张《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》,图上由游雪涛亲笔题字并附上详细图案,直接呈递给了张春桥。图中将中央领导置于上方,市委则位于下方,其目的在于诽谤华东局的核心领导以及105名局、处级干部。图上对每一位干部逐一冠以“叛徒”、“走资派”、“托派”、“反革命”、“阶级异己分子”等污名,为“四人帮”阴谋倾覆众多领导干部提供了所谓的“弹药”。
历经“二月逆流”的风波,张春桥对那位拍案怒斥自己的叶帅心怀深仇。1968年3月底,游雪涛敏锐地捕捉到了风声,向张春桥暗中透露:钢琴大师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正身处上海。刘家与叶帅亲家关系密切。显而易见,刘啸东身上可能存在诬陷、攻击叶帅的线索。
迅速,一份关于刘啸东的资料呈递至张春桥案头。览毕,张春桥下令:“即刻拘留刘啸东。”4月3日,刘啸东随即被实施拘留,游雪涛亲自对其进行审讯,企图拼凑出诬陷叶剑英元帅的材料,然而终未能如愿。不久之后,叶剑英元帅陪同外宾莅临上海,竟意外地成为了游雪涛小组窃听、监视、跟踪的对象。在那几日里,简报接连不断地送至张春桥手中。
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,张春桥领导下的“游雪涛小组”肆无忌惮地将其势力渗透至各个领域,采取盯梢、美人计、潜入窃密、绑架抄家、秘密拘押、刑讯逼供等一系列法西斯手段,搜集情报,诬陷并迫害众多干部和民众,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。据不完全统计,他们所制造的冤案高达26起,涉及干部和民众共计816人,其中183人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迫害,5人被迫害致死,众多人致伤致残。
在张春桥的撑腰下,游雪涛愈发胆大妄为,野心与日俱增,胃口也随之膨胀。最终,他的触角伸向了军队,对南京军区、上海警备区和空军第四军展开了特务行动。
然而,游雪涛此次遭遇了一位强劲的对手——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。王维国凭借与林总的深厚关系,不仅对游雪涛不予认可,更对其展开了一系列反特工、反侦察行动。他搜集了游雪涛从事特工活动的诸多证据,意图上报中央军委,此举令张春桥倍感惊慌。张春桥意识到,若王维国等人向中央举报,指控他张春桥在暗中操纵特务组织,那将是一场灾难性的后果。
此外,“游雪涛小组”成员分散于诸多单位,平日里鲜少露面,行踪神秘,四处搜集各类情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种举动难免引发相关单位的猜疑。这些信息逐渐传入张春桥等人耳中,他们察觉到游雪涛等人行事高调,已显露出明显的破绽。
更为严重的是,"游雪涛小组"遵照张春桥的指示,频繁搜集王洪文及其同伙的情报,并向张春桥汇报。王洪文得知此事后,深感不悦。有一次,王洪文向张春桥表达了这一不满,并恳请张春桥尽快解散"游雪涛小组"。与此同时,徐景贤也认为,若游雪涛等人继续如此嚣张行事,不仅对张春桥及其追随者不利,而且有意推动张春桥取消该小组。
尽管张春桥对游雪涛等人的忠心耿耿抱有“特殊情感”,然而,他亦不得不在1968年9月发布命令,解散“游雪涛小组”,并令全体成员撤离至永福路244号。
"游雪涛小组"接到"停止活动"的指令后,游雪涛心中满腔不忿,深感"兔死狗烹"的悲凉。两个月时光流逝,游雪涛致信张春桥,附上一份《一年工作总结》,在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张春桥的讨好之意,同时也不忘邀功请赏:"过往一年,对他而言,无疑是'最幸福的岁月',领导的关怀时刻都能感同身受。"
张春桥审阅完毕,挥笔批示:“已阅,感谢各位同仁。”接着,他安排游雪涛进入“市革会”专案办公室,担任领导职务。不久后,张春桥再次会见游雪涛,表达关心,并询问:“你那些同事现在还频繁联系吗?你对当前的局势有何看法?社会上有哪些新动向?”指示游雪涛继续进行情报搜集。于是,在小组解散后,得益于张春桥的支持和鼓动,游雪涛等人依然从事各类特务活动,直至1972年遭到隔离和审查。
自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爆发以来,民众陆续揭露游雪涛等人的间谍行为,并强烈呼吁对其进行严肃的审查与处理。王洪文及其亲信亦频繁催促张春桥对游雪涛等人实施“隔离审查”。
张春桥深思熟虑,最终决议对游雪涛等人展开审查。然而,他忧虑审讯之急可能驱使游雪涛等人胡言乱语,反而对自己不利,因此,他采纳了一种名为“审查”实则“庇护”的策略。
得知消息后,游雪涛怒不可遏,屡次致信张春桥寻求支援。张春桥一面装作镇定,对游雪涛安抚道:“何须如此动怒”,“无需心急如焚”;一面则指派徐景贤等人对游雪涛及其同党实施所谓的“保护”措施,以阻止民众追溯“游雪涛小组”的问题至张春桥本人。
对游雪涛“不宜指摘任何问题,应保持平和态度,讲明道理,让他感受到这并非是对他的打击,而是为了帮助他澄清问题。众需自觉”。末尾的“众需自觉”一句,意味深长,引人遐思。
经过多年的审查,四人帮集团依旧拖延结案,导致游雪涛等人得以长期逍遥于法网之外。正当他们企图为游雪涛等人开脱罪责之时,四人帮终被彻底摧毁。
自“四人帮”被彻底粉碎之际,1977年4月29日,游雪涛等涉案人员被正式宣布逮捕。游雪涛因犯下阴谋颠覆政府、诬告陷害及非法拘禁等多项罪行,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,并剥夺其政治权利三年。其余成员亦依其罪行轻重,受到了相应的惩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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